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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宣布他们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找到了由引力波留下的B模式极化信号,这是科学家首次看见极早期宇宙中“暴胀”的直接证据。大致说来:

这是件大事!大爆炸级别的大事!

只是这件大事的背后还有一件重要的小事:这些发现还没有通过同行评审。

本周大爆炸的宣布与2012年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相类似,它们都是史诗般的发现(“上帝粒子”什么的),并都是在得到科学群体的体制认可之前就公布出来。

在通过同行评审和发表之前(其正式发表最终使彼得·希格斯和他的同事弗朗索瓦·恩格勒攀上诺贝尔奖的高峰),希格斯玻色子研究就冲入了市场——在这个例子里,所谓市场指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整体。最终,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算是相当快了),希格斯“潜在的巨大发现”升级成了“实际的巨大发现”。这最后导致了诸如这样的尴尬标题:“欧洲原子和研究委员会(CERN)的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通过了同行评审,变成了真正的科学。”对于外行读者来说,这样的标题看起来叠床架屋,让人困惑。

因此,我们在大爆炸新闻中遇到的,基本上我们从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新闻中遇到的情况一样:传统的科学编纂系统与新的、更灵活的系统之间存在一个断层:科学机构内外的不同宣传策略之间的张力。这并不像“杂志对网络出版”那样是一种完全的二元对立…….但是也差不太多。毕竟,竞争的压力一直存在:一方面是抢第一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追求正确的压力。理想情况下,后者的压力应该胜过前者。就以冷核聚变的宣布为例;1989年化学家史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许曼(Martin Fleischman)大张旗鼓地开了一次广为人知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已经在常温环境中完成核聚变。在一杯水里。这曾被称赞为“火之后的最伟大的发现”……直到后来这两位化学家的任何同事都没能重复他们的工作。现在,整个事件被当作是一个警世故事。

在大爆炸新闻这个案例里,还有一个因素让这些压力变本加厉:物理学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简直臭名昭著,学者们永远在你追我赶地搞研究。这也让物理学的保密氛围臭名昭著:比约恩· 凯里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信息管理员,他告诉我,这次这条大爆炸的新闻在公诸于世之前一直被当作“最高机密”。对速度的追求,导致很多其他非科学领域压力倍增(新闻业当然也不能幸免);所有人都在想,如何用自己的方法,在这个平台上即时发表我们手头的东西。这次大爆炸新闻只是更大趋势的代表。就像哲学家大卫·温伯格指出的:“科学知识有了新媒体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像它赖以生存的网络。”

网络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地方,它也许能帮我们脱离传统的(换言之,未经辅助的)同行评审。除了坦然接受“经同行评审而发表”这条刻意低效的途径之外,很多科学家还把他们的发现直接贴到arXiv.org这样的网站上,偶尔甚至干脆放弃同行评审途径。ArXiv这个未正式发表文章的在线数据库很受欢迎,也是很多科学记者的常用订阅源;研究人员把研究成果放在这个平台上,就意味着欢迎媒体来报道,无论它有没有经过同行审阅(多数情况都没有)。

1991-2009 arxiv投稿情况

1991-2009 arxiv投稿情况。

随着大学出版办公室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用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刻意邀请公众传播他们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就像本周宇宙大爆炸的新闻,其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完全配得上它的重要性:新闻发布会,疯传的网络新闻,在线新闻文章,斯坦福的Youtube视频。这是科学发现最广为人知的状态。

而这也可能是科学发现最具创造力的状态。 “我觉得人们正在意识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让事情变得尽可能公开化是个非常好的方法,”萨缪尔·阿布斯曼说道。他是一名网络学家,同时还是《失实: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这部书的作者。“历史上的科学界,你自己是要写书的。”他告诉我:你得自己编辑汇总你的发现,自己出版书,终于——作品面世,广大公众得以接触。假如你还想让你的发现能更快地传播,而不仅仅只是以一本书的速度的话……基本上就没戏。“所以科学论文就是对此现象的一种回应,”阿布斯曼说,“让你可以把零星的知识和发现也能发表出来,速度还更快。这是伟大的技术。”

这种媒体功能的转变,与科学家所面临的另一个压力产生碰撞——经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不能只做研究;他们必须还得是推销员,销售的产品就是他们本身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德克兰·费伊(Declan Fahy)是美利坚大学的科学史学家,他指出:“科学组织现在必须得证明,他们的存在和投资都是合理的。”而这一需求反过来给了他们更多的动机去打破传统的出版方式约束,宣传他们的工作。科学探索变得越来越像一场公共关系的游戏。

要明确的是,其实在很早以前,互联网还没广泛投入使用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运作了。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份文件:《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通常被简称为伯德莫报告,其中提到,科学家有责任和公众交流他们的工作。这份报告奠定了英国科学普及委员会的成立基础。

你也可以认为这份文件促进了“科学传播者”的出现。无论是像比尔·奈(Bill Nye)及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这样科学名人,还是像《宇宙》这样的电视节目。

所以,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史和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勒文斯坦(Bruce Lewenstein)说,其实科学本身——如果把它看作一个过程,一个权威秩序的话——在这些年并没什么变化。“有变化的是,压力迫使你将你的发现公之于众,并和公众直接交流。”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学史学家帕特里克·麦克雷认为,这样的压力可以极富推动力。他指出,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目的并不只是解释科学现象,而且还要让科学这件事本身流行起来。每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有每一段YouTube视频,每一次脸书的更新,每一篇上传到arXiv的论文——这些更新都是和一项具体发现有关联的。同时也是和作为人类整体目标的“发现”有关联的。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宇宙大爆炸上来。还有本周向广大公众介绍了这项新研究的各种渠道。科研机构也许牺牲了自上而下的控制——关于科研,关于信息传递,关于我们针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讲的故事;但是他们正在努力用公众参与和兴趣来弥补。他们在用“暂时”的成果来换取流行。他们在试图用《宇宙》那样的方式重塑我们的宇宙观。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到了一种新的整合知识的方式——用一段段的Youtube视频。